2020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多少周年
每年的9月3日我们都会纪念抗日战争的胜利，这个纪念日到20xx年有了多少年？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关于20xx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多少周年的解答，希望能够帮到大家。
1945年，当时的国民政府下令举国庆祝3天，并从第二年开始以每年9月3日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但战争结束后，中国很快陷入内战，所以这个日子的喜庆气氛被冲淡了许多。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各种原因，并没有每年都进行庆祝，只是在“逢十”的年份举办一些活动。1995年9月3日，适逢抗战胜利50周年纪念，xx等中央领导人到位于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晚上还举行了一个有很多中央领导人和抗战老兵参加的大型晚会。
抗日战争背景
抗日战争背景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颁布停战诏书，接受《波茨坦公告》。
1945年8月15日，天皇广播诏书。
1945年9月2日，参加对日作战的同盟国代表接受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在停泊于日本东京湾的美军军舰“密苏里”号上举行。日本代表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中、美、英、苏等9国代表相继签字。至此，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落下帷幕。
日本签署投降书1945年9月3日，中国国民政府下令举国庆祝，放假1天，悬旗3天。
1949年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曾把8月15日作为抗战胜利纪念日。
1951年8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出由周恩来签署的通告，确定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为9月3日。通告指出：在1949年12月23日所公布的统一全国年节和纪念日放假办法中，曾以8月15日为抗日战争胜利日。查日本实行投降，系在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签字于投降条约以后。故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应改定为9月3日。
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70号《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1949年12月23日政务院发布，1999年9月18日国务院修订发布)中发布的有关抗日的纪念日有“七七”抗战纪念日、“九三”抗战胜利纪念日、“九一八”纪念日。这是中国政府以法规的形式确定了抗日战争纪念日。
中国曾在多年9月3日这一天，曾举办过多次大型庆祝活动。民主党派“九三学社”就是为了纪念这个日子而命名的。
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70号《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1949年12月23日政务院发布，1999年9月18日国务院修订发布)中发布的有关抗日的纪念日有“七七”抗战纪念日、“九三”抗战胜利纪念日、“九一八”纪念日，是中国政府以法规的形式确定了抗日战争纪念日。
抗日战争意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反侵略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是20世纪中国和世界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战争史上的奇观。
第一，抗日战争的胜利彻底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捍卫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它洗雪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受帝国主义奴役和压迫的耻辱，极大推进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抗日战争的胜利，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团结，弘扬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爱国主义成为抗战的最强音和主旋律：国家和民族利益至上，誓死不当亡国奴，同仇敌忾、万众一心，勤劳勇敢，不畏强暴、血战到底，自强不息，开拓创新。抗日战争的实践使中国人民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各族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领导核心。
第三，抗日战争的胜利，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维护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抗战的胜利创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打败帝国主义强国的奇迹，它鼓舞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中国人民为最终战胜世界法西斯势力做出了历史性贡献。中国参与发起成立联合国并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显著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有力地维护了世界和平。
抗日战争故事一中共特科队：只有四支手枪枪毙汉奸才使用
进入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通过总结经验，为地下斗争提出了“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当时国共两党虽然在对日作战中形成战略上的合作关系，国民党当局仍不承认中共组织在国统区有合法活动地位(只有个别谈判代表除外)，并把“防敌(指日本)防奸(指共产党)”作为秘密斗争的基本指导原则。此间，国民党的军统、中统在对日本进行秘密战的同时，将中共地下组织当作第二位的打击目标。
抗战期间，中共中央在延安建立了社会部，并对党的地下工作人员进行了专门培养，教育他们掌握对敌斗争的政策原则和秘密工作纪律，并进行了秘密技术的训练，使党在隐蔽战线的斗争水平得到很大提高。周恩来根据国统区工作特点，总结发展了十年内战时他提出的党员职业化原则，又创造性地提出了“三化”(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政策，成为党在国统区开展地下工作的基本方针，也成为在日本占领的沦陷区的秘密工作指针。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等日占区的秘密工作，主要通过发动群众建立地下组织，帮助新四军的军事斗争。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南方局直接领导西南工作委员会负责川、云、贵、湘、鄂的党的地下工作，也做出了很大的成绩。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负责粤、桂、赣、闽、浙的地下工作)却因建立秘密的武装据点暴露了组织，在国民党特务搜捕下大部损失。后来周恩来总结其教训时说，“根本原因是秘密组织与武装斗争同时并用，致工作路线发生许多错误。”“在大后方的党，只能全力执行中央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候时机的路线，不能同时采取武装斗争的路线。”地下党组织不能同时兼搞武装斗争，这成为当时中央确定的一条原则。
如今一些影视剧为了提高收视率，描写地下工作的镜头频频出现“枪战”和武打，甚至把地下工作者表现为武林高手，这完全违反了隐蔽斗争的原则。当年中共的地下工作者除有军警的掩护身份，都不能拥有手枪一类武器，否则路上遇敌检查便会暴露。即使是在上海影响很大的特科“红队”，总共也只有四支手枪，成员平时外出也不许携带，只有在执行除奸的特殊任务时才能使用。
中国共产党的隐蔽战线斗争有别于国民党和其他政治派别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群众工作、情报工作与统战工作的有机结合。这一特点的形成，与周恩来在抗战时期对统战工作的倡导、推动息息相关。周恩来多次指出：情报工作要通过交朋友，通过往来谈话做工作;要建立据点，建立关系，深入社会;要见缝插针，做串门的生意;扩大了团结的基础，即扩大了工作开展的可能。抗战期间中共隐蔽战线斗争的最大成就，便是争取了社会各阶层同情共产党的事业，这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
中共的“红色卧底”不可谓不多，但解放后、去世后仍“深度潜伏”30余年者，恐怕就仅此一人了。
翻开历史巨册，拂去岁月风尘，60多年前为保护北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而策动“和平解放”的风云人物，基本都退出了历史舞台。值得庆幸的是，一位曾为此作出过重要贡献的功臣，在经过40多年默默无闻，差点被历史湮灭的时候，终于撩开了神秘的面纱，露出了他的真实版“潜伏”经历——他就是傅作义将军身边的重要助手和亲信幕僚，被原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誉为“隐蔽典范”和“白皮红心”的阎又文。
阎又文可称得上迄今中共潜伏最久的高人。中共执政后的相当长时间里，包括其家人在内，没有人知道他的身份是红色特工，以为他不过是追随傅作义的起义者而已。他一生深藏不露，不仅生前少有人知道真相，且逝世后仍深度“潜伏”30多年。要不是王玉和罗青长揭开谜底，阎又文就成为名副其实的“无名英雄”了。
1962年9月25日，时任农业部粮油生产局局长的阎又文英年早逝，时年48岁。临终前他对妻子留下一句话：“有事找组织。”他的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碑文颇令人费解——既为中共党员，又立了碑，理应写明他参加革命的时间和入党时间，但碑文中绝口不提。新中国成立后阎的历任职务清清楚楚，但新中国成立前的部分却语焉不详，一笔带过：“过去曾为革命做过许多工作”。
阎又文去世时，阎家6个孩子，最大的24岁，最小的女儿才8岁。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父亲“不清楚的历史及身份”带来了厄运。他们在人生紧要关口(参军、入党、提干等问题上)几经坎坷，受尽牵累，付出了几乎终生的代价。
为了弄清真相，阎家子女曾到统战部查询，因为他们知道，国民党起义军官的档案应该都在这里。可是，统战部的名册中居然查不到阎又文的名字。他们还找过水利部、农业部、中组部甚至信访部门，都没有答案。阎家子女判断：“我父亲的身份上无天，下无尾，中间是断层，知道的人一定非常少。”
直到1993年，阎家的苦苦求索才出现了拐点。北京市公安局原副局长刘光人曾是阎又文二女儿阎绥兰的领导。这位北平和平解放前的老地下党得知他们家的情况后曾意识到什么，但也无从求证。刘光人对阎又文不算陌生，他在北平从事地下工作时，公开的身份是《平明日报》记者，而阎又文作为傅作义的秘书，曾兼任华北“剿总”新闻处处长，两人多有接触，但双方都不知道对方的真实身份。
1993年，在公安系统一个春节联谊会上，刘光人遇到了曾经的同事、同样是地下工作者的外交学院副院长王玉，聊天中谈及阎又文和他的后人。没想到王玉的情绪一下子激动起来。刘光人回忆，王玉先是长叹一声，然后对他说：“已经40多年了，阎又文应该可以解密了。你一定要帮我找到阎又文的子女。”王玉揭开的谜底证实了刘光人的猜测：阎又文是中共隐蔽战线的地下党员、统战工作的秘密使者。而王玉，就是当年中央派出与阎又文绝密单线联系的联系人。
在王玉的带领下，阎家子女见到了原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罗对阎又文的子女说：“什么是精干，就是阎又文这样的战士，那么多年‘白皮红心’，他是隐蔽战线的典范。”1993年，农业部分别向阎家六子女的工作单位发去公函，称“阎又文193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长期在傅作义部从事党的秘密情报工作，在此期间，他利用担任秘书的有利条件，为党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关键时刻起到了重大作用，为北平和平解放作出突出贡献”。
抗日战争故事二国民政府枪毙的最高军职日本人 第23军司令田中久一
田中久一(1888年-1947年3月27日),日本兵库县人，1920xx年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第22期，后进入陆军大学深造。田中久一从下士起入伍，至1937年累升至陆军少将。1938年2月被任为任台湾军参谋长。同年9月任新建之第二十一军参谋长，10月参与指挥第二十一军在广东大亚湾登陆，然后攻占广州。
1940年日本驻华南军队改编为南支那方面军，田中久一升任中将参谋。次年年中为配合进攻香港，南支那方面军撤消，改成第二十三军。第二十三军于1941年攻占香港。1943年3月，田中任第二十三军司令，主管华南军事，驻地为广州。1944年参与指挥进攻广西、湖南的湘桂作战。同年12月，日军改组香港占领地政府，矶谷廉介调任台湾，香港总督一职由1945年2月起改由驻广州的田中兼任，至1945年8月日军投降为止。
1945年8月，裕仁天皇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田中久一先后向在广州的张发奎第二方面军和在汕头的余汉谋第七战区签署降书。
投降后，田中久一被国民政府逮捕，1946年5月在广州行营军事法庭以战争罪行审判。同年底，他被指控为战争罪犯，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广州行营军事法庭逮捕入狱。在审理此案过程中，无数广东人民纷纷控诉田中久一及日军的暴行，台山县三社乡幸存的乡民上书法庭，要求严惩凶手。美军联络官指控田中久一下令杀害被俘的美国飞行员荷克少校。
1946年5月18日，广州行营军事法庭公审田中久一，起诉书中历数了他的罪行，指出他“肆意屠杀平民，破坏财物，奸淫掳掠，强拉夫役，滥施酷刑，无恶不作，为祸之烈，史无前例。平民无辜遭其荼毒者不知凡几，财产损失更难以数计”。最后，军事法庭判处田中久一死刑。宣判书中指出：“田中久一身为侵犯华南日军之最高指挥官，任其部属为此滔天罪行，其纵兵殃民之责，亦万咎无可辞核。其所为不特违反战争法规及惯例，抑亦有伤人道。”田中久一不服判决，提出上诉被驳回。
1946年5月，被国民政府广州行营军事法庭判处死刑。1947年3月27日在广州流花桥刑场被枪决。
当天，田中久一由主任检察官蔡丽金验明正身后，吸了半支烟，喝了半杯酒，被押上卡车，并没有被捆绑。
田中久一先被押解游行示众，卡车缓缓行驶在公路上，车上拉着写有“枪决日战犯华南最高指挥官田中久一中将”的白色横额。下午3时，广州流花桥刑场的枪声响起，田中久一结束了罪恶一生，时年59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