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散文：一九七九，我的二十三岁

20xx年，央视各频道曾热播过题为《年轻不可看轻》(又名“我二十三岁”)的公益广告，每当想起这则广告，我的思绪便会回到五味杂陈的我的二十三岁时。

一九七九年是我的二十三岁。记得歌曲《春天的故事》唱道：“一九七九年，那是一个春天。”确实，这一年不仅是共和国的又一个春天，也是我叩开理想之门的人生的春天。这一年，我在经历凤凰涅槃般痛苦抉择，离开心爱的农场后，跨进了瘦西湖畔的扬州师范学院，迈入了美妙的人生之春。

其实，年初时我并未意识到这将是自己在农场的最后一年。那年一月下了两场大雪，到处一片冰天雪地。然而这严寒并没能按捺住全县五大农场(县种猪场、良种场，黄桥果园场、种猪场，马甸养殖场)的知青对自己多舛命运的强烈抗争。

一月初，受全国知青大返城高潮的影响，有一天下午上工时，有几个消息灵通的知青悄悄议论说：“全国的知青马上都要回城了，但我们农场知青却不在其中。据说是因为我们已是国家农业工人，再也不能享受知青待遇了。”这个消息像又一场暴雪下在全场五十多个知青的心上，大家人心惶惶、议论纷纷，情绪一下跌倒了冰点。在人心思归的情绪下，有人提议说，“我们应联络其他农场的知青一起到县知青办去问个究竟，提出我们的合理请求。”真是一语提醒了梦中人，大家立即结束了手中的活儿，集中到农场知青大楼会议室，商量联络及申诉事宜。喜欢打篮球的南京知青仲锋此前曾去过县良种场和马甸养殖场，和那里的知青打过友谊赛，就主动提出去这两个农场联络。剩下黄桥的两个农场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联络员，正在大家一筹莫展时，我的中学同学，当时担任场革会秘书的袁建中提醒我说：“你不是刚从党校培训回来吗，应该认识果园场的知青吧，你就跑一趟吧。”那时，县委党校改名为县五七干校，由县城迁到了五十里外的果园场里。大家一听齐声附和道：“那你就辛苦一趟吧。”我没想到袁建中的脑子转得这么快，突然将难题摆到了我面前，心里矛盾开了：要不要向场革会请示，曹主任会不会同意?我就悄悄地向袁建中说出了心中的顾虑，希望他先帮沟通一下，不想立即遭到在场同伴的冷嘲热讽：“到底是团支书，觉悟高，纪律强”，“将来回城再不需要我们的选票了”。听着这样的嘲讽，我真是百口莫辩。扪心自问，从上中学到下放农场，我一直十分鄙视通过巴结领导获取个人利益的行为。我甚至将自己定位为永不巴结权势，自甘平民百姓的“贱骨头”。不想现在却成了同伴心目中的势利小人，心里非常委屈。但想到以前他们曾毫不吝惜自己的选票，选我当团支书，选我出席全县上山下乡先进代表大会时对我的信任，就感到再没理由推托不前了。我绝不能在关键时刻冷了对我寄予厚望的同伴的心，更不能做见荣誉就上，见困难就躲的缩头乌龟。于是怀着一股不负重托的青春豪气，我当即答应东进黄桥。

说走就走，我立即背着西天如血的残阳，骑着我用两年积蓄新买的永久牌自行车，登上了布满沙石、颠簸不平、尘土飞扬的城黄公路，按着记忆中前两次坐车去党校的路线，向五十多里外的黄桥果园场疾驰而去。经过近两小时的狂奔，在四周一片漆黑的初夜时分，裹着热腾腾湿漉漉一身冬装的我终于到达位于黄桥西北刘陈公社地界的黄桥果园场场部。

曾在党校培训班上同学的果园场知青团支部书记刘建忠闻讯赶来。当他得知农场知青身份被改的重大变故后，立即召集知青骨干，在知青集体宿舍昏黄的白炽灯下商量应变措施，并派两人连夜骑上我的“寡妇车”(当时习俗，新车轻易不借人。为避免被借后超负荷带人，车主常常卸掉车后的衣包架，故称“寡妇车”)奔向黄桥种猪场知青点。直到半夜，我才在朦胧之中听到他们成功返回的消息。

看着刘建忠干练果断的指挥才能和知青们雷厉风行的办事风格，我暗暗佩服黄桥知青身上散发出的老区人民的传统作风，心中油然而生未负众望的欣慰之情。两年之前我与良种场朱晓进、果园场刘建忠及养殖场张星玮四人踏着积雪从果园场步行到黄桥汽车站的场景又在眼前浮现。

那是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中旬，我们四人作为各自农场的知青团支部书记，到县委党校参加了全县共青团干部培训班。培训结束后，朱晓进(现为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江苏省政协副主席)本可以骑着他的自行车从河失公社抄近路回城的，但为了减轻我们的负担，他硬是推着自行车，驮着四个人的行李，深一脚浅一脚地陪我们，跋涉在铺满皑皑白雪的从果园场到黄桥的雪地上，一直把我们送到黄桥汽车站。返城后的十二月底，我们又马不停蹄参加全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先进代表大会，我们三个男知青被安排在县委第二招待所的同一房间，就像回到了党校培训班上。为纪念这经历冰雪磨砺的友谊，会议结束时，刘建忠赠给我一本塑料封皮的日记本，还在扉页上题了一首《卜算子·赠友人》。词曰：

冰天雪地寒，情激数九离。为学马列斗苍天，笑迎红日起。

干校结新友，同志加兄弟。广阔天地共努力，春风遍大地。

刘建忠《卜算子·赠友人》手迹(1977年元旦)

这首激情四射的词记录了我们的青春友谊，道出了我们的美好希冀。眼前的刘建忠正以实际行动践行着“同志加兄弟”的战友承诺，令我感动不已。

翌日清晨，我先骑车赶回我场。到场时，仲锋联络的良种场及养殖场知青代表已经赶到。不一会儿，刘建忠带领的黄桥知青代表也火速赶到。于是全县五大农场的知青代表历史性地在我场会师。这是第一次相聚，也是唯一一次主题大聚会。

经过一昼夜紧张的讨论和准备，第二天早晨上班后，五大农场的知青代表和离城较近的我场及良种场部分知青组成了一支几十人的申诉队伍，有的扛着红旗，有的骑着自行车驮着同伴，有的用簸箕挑着申诉书、浆糊和刷浆糊的高粱秸把子，逶迤曲折地赶到县城百货公司(现鼓楼商场)北边工商联大院里的县知青办进行申诉。当时我们提出的请求是：恢复我们的知青身份，落实当初下放时对我们在招工、当兵、上学等各方面享受与下放农村知青同等待遇的承诺。

不料，我们的请求被知青办负责人以“上级决定谁也无权改变”为理由严词拒绝，这位负责人还警告我们说，“再闹下去就处分你们，永远别想回城!”这激起了全体知青代表的公愤。于是更多的知青涌向鼓楼街中心，他们有的张贴《我们要回家》、《告知青家长书》、《告全县人民书》，有的向过往的群众讲述知青办当初的承诺事项和今天的突然变卦，呼吁知青家长及市民群众给予声援和支持。

这次行动持续了大半天，感动了县城百姓，聚拢了知青家长，惊动了县革会领导，成了当日全县的头号新闻。

后来听说，那天县革会连夜召集五大农场的革委会主任开会，严厉批评他们教育无方管理不力，责令他们千方百计做好安抚工作，及早恢复生产秩序。县里后来还做出决定，可以将我们的户口就地转成城市居民，但人不能回城。

这次行动达到了我们“披露事实真相、赢得同情关注”的最初目标，虽然我们的身份和职业暂未获得本质改变，但农场知青冰封的返城之门由此撞开了一道缝隙。此后，我场陆续有知青通过病退、顶替、随上调的下放父母回城等途径离开了农场，但我的回城之路却从此被县知青办卡死了。

这次行动后的第二天早上，我在农场大门口遇见了骑着自行车从县城赶来上班的场革会曹九达主任。一向对我关爱有加的曹主任那天晴转阴般见面就是阴冷的一句“你们干的好事，你是罪魁祸首吧!”

看着曹主任从未有过的冷酷，我想一定是因为我场知青串联上街的事连累他在县里挨了批，感到自己这下真的辜负了他对我的重点培养，心里很惭愧。自一九七五年初进场以来，曹九达主任、俞立平场长等领导对我不可谓不器重。他们先让我参加旨在根治种猪哮喘病的仔猪人工哺乳科技攻关小组，又派我去良种场参加全县农技员培训班，后来，在先我插场的孙文、丁苍健两个骨干调入县农业学大寨工作组后，又让我担任农场团总支委员兼知青团支部书记，最后还调我进农场的小工厂学习技术。想到这些，我觉得很对不起曹主任，但又感到自己当时真的无法选择，并没有过错。若要追究，就该追究县知青办出尔反尔不讲信用的责任。怀着这种复杂的心情，我什么话也没说，灰溜溜地溜进了农场河西的小工厂车间里。

过了几天，同在小工厂的仲锋告诉我，他父亲已调回省厅，过几天他也要回省城了。听此消息，我一下蒙住了。仲锋的突然离场是不是与他去良种场和养殖场联络知青有关?是不是他父亲为避免他受处分而通关系采取的非常之举?他走后我将受到怎样的处分?我无奈地等待着。

在等待发落的日子里，我反复思忖此事，心情真可谓五味杂陈。首先是懊丧和气愤，为自己目前的处境懊丧，为另两位知青所受不公正待遇气愤(他们一为我在小工厂的师傅，一为我爱恋的女友，他们都参加了技工学校的招生体检，后因农业工人的身份而未能录取)。其次为仲锋的即将离去而伤感。仲锋性格直率，乐于助人。但由于从小生活在省城，不熟悉故乡的风俗人情，常因书生气而受到有些同伴捉弄。每当此时，我就在暗中支持他，由此和他走得较近。在他即将离去之际，我想到今后可能再难见面，不觉悲从中来。再次是绝望和觉醒，为自己无望的前途而绝望，为已考取大中专学校的知青的命运而觉醒。此事过后，由于政策松动，我父亲就托人说情，想提前退休让我顶替回城，但终被知青办某负责人以我曾带头上访为由而卡死了。见此路不通，父亲又叫我认真复习去考大学，并逼我先到母校的高考补习班教室窗外旁听，说已经托人打过招呼。我觉得丢人，不好意思去。但思前想后，想到良种场的朱晓进考取了北京大学，我场的孙文考取了省公安学校大专班，我的室友杨顺连考取了洪泽湖石油学校……他们都成了当时的天之骄子，我和他们都是农场知青，为什么没有他们那种改变自己命运的志气呢?我猛然觉得，《国际歌》中“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这几句好像是专为我唱的!我通过高考救助自己，总没人敢再阻拦了吧!想到这儿，我当即决定破釜沉舟，决一死战。

出乎我意料的是工农出身的刀子嘴豆腐心般的曹主任不仅没有给我任何处分，反而在我最紧张的高考冲刺阶段，爽快批准了我停工复习的请求。这给身心憔悴中的我带来了重新开始的勇气和力量。

于是在春节前的最后一周，每天晚饭后我就从农场赶到母校，厚着脸皮站在高考补习班教室窗外听课做笔记。由此感动了“上帝”，感动了和我家邻居的母校教导主任方彭寿老师。方主任当即让我春节后到学校会计室缴费注册。

春节后，我成了母校高考补习班的插班生。在补习班上，我拿到了散发着油墨香的各科最新的模拟试卷和大量的复习题，还看到了以前从未见过的各科复习大纲，彻底结束了东一榔头西一棒的盲目的复习状态。此后，我像铆足了劲的机器高速运转着。每天清晨上工前，捧着复习资料爬上知青大楼顶层，坐在洒满阳光的天窗下大声朗读和背诵。晚饭后立即骑车赶往母校补习班，抢着最前的座位坐下，屏息凝神地倾听老师的每一句话。下课后又顶着满天星光赶回农场，在昏黄的煤油灯下演算消化课上未理解的题目。“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那段时间，我经常用叶剑英元帅的这首《攻关》诗激励自己。经过三个多月的奋战，我在二十三岁火热的夏季终于赢得了高考，成了我场知青中第一个本科生。

一九七九年是我的二十三岁。这既是我个人履历中沉重而闪亮的一年，也是我们农场知青史上难以忘怀的一年。在离开农场的那一刻，我心中既充满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更难舍五年中与我朝夕相处的农场领导、农工朋友和知青战友，特别是我深深恋着的女友。

我们这代人，在本该跨入如诗如画大学门槛的风华正茂的十八九岁，奔向了山区平原农村边陲的广阔天地，任起伏的波澜蹉跎人生的梦幻。又在本该满怀文韬武略，意气风发地报效家国的二十三岁，重返青春伊甸园，如饥似渴地读书思考，上下求索。这看似一场误会的历史在我个人的履历表上留下了永恒的印记。为避免少年的无知无畏和青春的年少轻狂，我在考入大学后第一张登记表“曾任职务、曾受表彰”栏目里，以空白的形式隐去了自己一直担任青年干部，屡屡获得单位表彰的履历，决心将我年轻的头颅扎进更营养的土壤，用我青春的热血浇灌更绚烂的事业。(20xx.4.26)